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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刖H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与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和整合,便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爱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它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我们认为,天人和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中尚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1]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它历经了长达3000多年的没有中断的发展历程,以其辉煌成就而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中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中尚和,刚健有为等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留下了深长的影子,影响着古典文学的基本文化特征本文将试图从以人为本,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四方面窥探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传统文化特征
1.关注现实的人本精神所谓人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传统精神影响下,中国古典文学从上古神话开始就呈现了关注现实人间的人本精神[2]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例如在女蜗补天,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三则最著名的古代神化中,女蜗,后羿,大禹等神化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与希腊神化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则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这种关注现实的文化习惯尤其体现在对现世民生的关注,因此古典文学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忧国忧民的传统首先,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已,长年兵役,以致父母失养,兄弟分散,夫妻别离,这在《诗经》里也有广泛的描述感慨于“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渐渐之石》;还有叙写征人解甲归田途中抒怀的《豳风•东山》,《何草不黄》凝结着征夫之泪,《王风・君子于役》表达山村农妇想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渴望过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汉末董卓,持国柄,杀君主,焚毁洛阳宫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同时被驱遣的还有数十百万的中州百姓,造成了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曹操《魂露行》真实记载了这场大动乱,并抒写了诗人对王朝中国古代关于人民、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确的见诸文字的解说,孟子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便是告诫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地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之心处理伦理关系,因此就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孟子还将这种仁爱精神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爱物”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J这种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广泛地反映在自诗、骚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处境,但他推己及人,且有人无己,唱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爱民之心何等高尚,何等深刻!这是杜甫思想道德境界的体现,是孔子仁爱思想的艺术化诗人陆游有七律《露望》,写他夜间散步河边,见到商人为争早市、农民为车水灌田而彻夜不眠的景象,于是发出“齐民一饱勤如许,望食官仓每惕然”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要求在现实中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但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封妻荫子,扬名立万,而是出于对国家、人民强烈的热爱之情“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岑参《送人赴安西》),“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杜荀鹤《秋宿山馆》)o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宝贵的文化精神之一这种仁爱精神同样体现在伦理关系中所谓的“伦理”,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既包括家庭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儒家所谓的“五伦”即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性特征,那么先秦时期的《诗经》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包括爱情、友情、亲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人类情感成为古代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商隐《无题》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从“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从“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陶潜《和郭主簿》)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慈母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它展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感性世界,透露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情怀,无疑成为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人与现实统一的理性精神,还是审美人生境界和个体精神自由的标榜,都深深地渗透在民族的血脉中积极的人生价值导向,无论穷通达辱都能使人保持乐观精神这种伟大的文化精神是厚重的,同时又是含蓄的;它既活在历史之中,同样也需要在今天的生活中弘扬光大倾覆、生灵涂炭的深切悲悼“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悲惨之状可见,号较之声如闻《蒿里行》更以泪和墨,画出中原劫后的惨状“铠甲生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明朝钟惺在《古诗归》称这首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种反映时代动乱及民生疮痍的诗歌,到了杜甫那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广大百姓在战乱中不仅遭到一次次的劫掠,还要承受兵役徭役的重荷,不仅“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之三),而且“垂老不得安”(《垂老别》),新婚的男子、力衰的老妪、无家的翁叟,都被征去从军服役这样无止境的征发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千村万落是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久行见空苍,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较之杜甫《三吏》、《三别》的类型化描写,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更有个性化特色运用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形象如“左手秉遗穗,右臂悬敝筐”的贫妇人,而卖炭翁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却“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丰折臂翁尽管“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却“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这种内心描写,不仅使人物有血有肉,而且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以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愤怒《三国演义》中的“分”与“合”凝聚着多少滚滚的血泪,回荡着千军万马的呼啸,意味着山河的破碎和大地的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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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广大妇女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女人的不幸命运,从《诗经》的《氓》到汉代《孔雀东南飞》都有反映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大量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例如《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等由于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之中,一旦爱情、婚姻受到威胁,她们作为社会存在的惟一价值便可能完全丧失故爱情、婚姻悲剧之于女性,尤为感人而汉末文人在君臣僚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历尽辛酸和屈辱后,他们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悲剧性命运有了较多的理解和同情,以男女之事比附君臣关系,先前还停留在简单的类比联想的层面上,汉末文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这种对妇女的深切关注,在李白诗歌里也有所反映,他成功地塑造了侠女、织衣女、采莲女、当步女等妇女形象,杜甫也创造了“日暮倚修行”的哀女形象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一洒同情之泪这种关注女性命运的传统,在以后不断得到加强,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明汤显祖《离魂记》等,而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对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在他看来,少女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美丽,而且她们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可是这种天地间最美的生命却如黛玉《葬花词》所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5]”人间至真至美的生命,却又最脆弱、最短暂,最易遭到毁灭,这真是人间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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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怨刺时政的传统文人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往往对造成生民痛苦的根源进行揭露、抨击,这又形成了古代文学的怨刺从《诗经》开始,就有很多作品针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大雅•桑柔》为芮伯刺厉王屈原的《离骚》责数楚王的昏惑,痛斥群小的谗邪,无不闪耀着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诗人怨怪楚王变化无常”初既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J汉末的赵壹作《刺世疾邪赋》斥责历代帝王以天下为私,不恤国计民生而争斗杀伐“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如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唐玄宗天宝末年,宦官权势日重,为中唐宦官专权种下祸根,李白最早对此予以讥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葩,行为皆怵惕J在《梁甫吟》中,则以“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险杜甫的《咏怀五百字》中,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正是造成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根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同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此外,元代的公案戏,明清小说,直至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都对统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1.4风雅精神
[7]与博大的胸怀后人把《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风雅精神,中国古代文人在风雅精神的影响下面队现实还表现以一种博大的胸怀中国的文人往往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当这种理想落空后,就不免有不平之鸣而尤其可贵的是,一些诗人即使落魄时,也不改其志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日为苍生忧”,
[8]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直到临终绝笔,他虽已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
[9],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
[10]杜甫在诗中更表现了一种“穷年忧黎元”情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联系到他及第入仕以后仍保持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艰苦的生活作风,可知其已把“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付诸行动
2.“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
[11]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之说,它体现了孔子提出的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刚健有为”,的有为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古代的文学家中国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人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背景下,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其他诸子的观点虽然势若水火,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同样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这种传统后来被唐宋古文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我们应当看到“文以载道”的有为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这种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例如在唐代诗人中,杜甫蒿目时艰,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注成为杜诗的核心内容即使是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也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追求功名事业、要在外部事功的建树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而且明确地以孔子作《春秋》为自己的文学事业的典范至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是在“文以载道”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取得的创作实绩其次,“文以载道”的思想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这种消极的影响不但体现在士大夫的诗文作品中,而且体现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中例如元杂剧虽然高扬了针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歌颂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珠民主思想,但它往往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而且这种道德判断中常混杂封建伦理说教的糟粕,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其思想意义3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发端于原始儒家和道家,无论是以“仁”为基本观念的儒家还是以“道”为最高追求的道家,最后都殊路同归,强调个人与无限的宇宙的契合无间与儒家努力尽自己的人伦义务和社会责任,积极入世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一切外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仁义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这种思想渗透到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上,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风韵和气质
3.1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典文学中的影响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是按照人道的理想来塑造天道,当然也不排除借助天道规范人道的努力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孟子》)以人心体天心,以人道体天道,从而以人合天,天道与人德合而为一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批评上,必然是重道德批评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以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为文学批评准则,强调文学创作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1]”强调审美活动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J(《论语》),认为通过精神的感奋,情感的共鸣、沟通、渲导,人便能提升到一种较高的人格境界将艺术归结为“人心”、“人情”,必然导致诗言志说由于强调文学艺术美的功利作用(善、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别注重作家的人品与人格修养刘熙载的《诗概》提出“诗品出于人品”之说,沈德潜《说诗珠语》,“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强调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独具的民族文化性格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表现人伦的文学名著数不胜数曹植《送白马王彪》,李密《陈情表》,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王维的《渭城曲》,韩愈《祭十二郎文》等而中国最杰出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以表现家庭为内容的如果说,在人伦领域,儒家强调“仁”,体现了追求主体自由的价值取向,那么,在非道德领域,人的自由常常为天命所抑制就个人而言,其生命存在,穷达贵贱等,均非自我所能主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社会而言,人固然有弘道的能力,但道究竟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外在的天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J表现了一定的宿命观虽然古人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更强调“畏天命”(《论语•季氏》),力求去理解这冥冥之中支配人的命运的至上力量,并去顺应它,而不是反抗它人要知命顺命,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里时有表现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别父,十七岁结婚,不久就守寡,她把自己悲惨命运归为八字不好,命中注定,一世忧愁“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如《灯灯当当盆儿鬼》中主人公杨国用被算命先生告知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唯一破解办法是到千里之外逃避百日杨国用于是出外避难,但因思父心切,第九十九天便赶到离家四十里的瓦窑店寄宿,被店主盆罐赵夫妇谋财害命在剧中,主人公尽管煞费苦心与天命抗争,仍无法摆脱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一一天的操纵这种“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思想,在四大名著里都有生动的描写,就不再一一枚举
3.2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古典文学中的体现与儒家“天人合一”中体现人的主体性不同,道家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建立了种种制度和规范,破坏了自然本性,造成了天与人的对立,要恢复人性之自然,就必须破除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在东汉末年儒学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老庄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兴起,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约束,得到精神的自主和自由,从而表现出一种人性化的人生观这种精神,以其虚静为怀,进入一种空灵之美的境界,于是产生了“虚”、“静”、“味”、“神”、“韵”“意境”等理论批评范畴,从而促进了新审美观念和审美方法的产生这对儒家过分强调善,而相对不太注重艺术,是一种很好的修补
[13]个性化人性观的觉醒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追求山水情趣怡山乐水、追求自然,从山水得到愉悦,从自然中体认人生的闲适情趣,把审美体验带入山水鉴赏之中,在自然山水的欣赏中体认自我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艺术来表现,这成了魏晋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如金谷赋诗和兰亭集会等这相对于儒家的比德是一大进步,儒家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人的道德情操,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魏晋文人徜徉山水,促进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欣赏山水,不是因为心中预存的思想方式在山水里有某种映射,而是自然山水契合于欣赏者的澄明心境从此以后,山水意识发展为山水文化,于是产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唐朝的王孟诗派、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等中国文人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没有创作山水方面的作品由此可见山水文学之盛儒道互补,中国文人自由地出入儒道已是不争的事实天人和一思想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潇洒和深刻4中和之美[14]的审美追求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一般来说,中国古代作品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的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15]
4.1中和之美在古典文学中的表现首先是情感的适中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中国古代的诗歌,即使是叙事诗,都表现了跌宕起伏的情感,戏剧、散文也注重抒情,就是小说,也不时插入诗赋所以,古代文论注意情感表现问题孔子评《诗经•周南•关睢》,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实是要求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不可过分,要有节制,去建造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和谐的形式一方面,“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另一方面,“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17]”也就是表达情感要保持“和”的基本规范这个“和”字既是满足于人人皆有的快乐要求,同时又要节制它,不可任其发展这就要求表达的情感不能是自然情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18]”这就是说,艺术表达的情感是止乎礼义的有德之情而郑卫桑间一带的音乐描写男欢女爱,“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19]”郑卫桑间之音自孔子开始,被当作滥淫放纵的典型,一直受到排斥注意情感节制,从优点方面看,“由于自觉地、坚决地排斥、抵制种种动物性本能欲求的泛滥,使自然情欲的人化、社会化的特征非常突出情欲变成人际之间含蓄的群体性的情感,官能感觉变成人际关怀的细致社会感受从而情感和感受的细致、微妙、含蓄、深远,经常成为所谓一唱三叹、馀音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20]”其次是多样的统一中和之美的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在文学理论上有生动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若风骨乏采,则鹫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21]只有风骨与文采融为一体,才称得上艺苑中的凤凰这里重在指明对立双方互相补充,而构成和谐之美中和之美允许可对立两端式多端因素尽力去发展而达到极致境地,达于极致后的这些对立或不同因素仍处于和谐关系中比如清人刘熙载推许疏与密的极致“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都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其好’,其实本非乱道也”[22](《艺概•文概》)“河汉之言”是极疏,“细入无间”是极密司马迁文章之所以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既将某些可取的对立因素(如疏密)推向各自的极致,又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中和之美有力贯穿了古典文学的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如气韵”、“意境”都包含着中和之美的内核而且,也推动了艺术形式的自身发展、成熟中和之美有力促进了中国诗歌从非从格律向近体诗的发展从写作技巧看,中和之美对诗文的谋篇布局也提出了可行的方法,比如清朱庭珍《筱园诗话》中说“七古起处宜……高唱入云,有黄河落天之势,而一篇大旨,如帷打匣剑,光影已摄于毫端中间具纵横排荡之势,宜兼有抑扬顿挫之奇,雄放之气,镇以渊静之神,故往而能回,疾而不飘也……”论是七言古诗的布局安排,在他看来,七言古诗是个有机和谐整体,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照应古典小说创作中有“笙箫夹鼓法”,以笙箫的优美柔弱与钟鼓的激越壮烈配合演奏,来比喻小说结构布局的方法《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是“钟鼓之响”,壮烈异常,而二十三回写他遇嫂,却又柔美之极长篇小说可以这样调整节奏,短篇小说也可作同样安排李朝威的《柳毅传》写钱塘君替龙女报仇时,是“大声忽发,天诉地裂,宫殿摇簸,云烟沸涌”,气氛之壮烈,撼人心魄;然而,“俄而祥风庆云,……红妆万千,笑语熙熙”气氛变得轻柔而优美,真是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
4.2古典文学中和之美的现实意义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和平,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古代文学的中和之美,对于今天培养和谐精神的人有着重要意义,中和之美既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标准,也是中国人伦理实践中的理想和基本标准,今天我们应培养、发扬中和的人格精神一一直道中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这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结语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以生动而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又由于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的内容,所以它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历久迷新中国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因此对古典文学的文化精神特征的了解和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中国古典文学中关注现实的人本精神,“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四个方面的文化特征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见证着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科学史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留下的脚印,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而文化的历史虽属于过去,但仍然影响着现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精神的历史就是文化精神的“现在式”这样,研究古典文学的文化特征不但有必要,而且还需要用更加敏锐、细致、丰富的心智去感受、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和精神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丰富、众体兼备,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形态综观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体现在古代文学中,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屈原、孔子,到曹雪芹,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他们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已经明确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人生之中,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社会理想和个体人格才能实现与完成,人的心灵才能获得满足和安慰这种精神使人们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塑造,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无限和快乐,而是让现实(社会和自然)与人得到有机统一,从而形成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合而为一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理念因此,强调个体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这种精神与西方文化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到彼岸世界去寻找无限快乐的“来世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特点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建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自先秦以来的古代文学创作曾子就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墨子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可见,对于要以“兴天下之利”为追求的仁人而言,他们不屈从于包括皇权在内的任何外在的权威秩序,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追求及担负的历史使命既然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建功立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废书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2]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理想,《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美荷芙蓉、芳泽衣裳构成了缤纷、深沉的情感想象世界,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黑暗《离骚》把毫无羁绊和极富多义性的浪漫想象与最为深沉炽热的个体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追求,最完满地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虽然隐晦之至,但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哀伤与慨叹陶渊明对“采菊东营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绘,绝不是安享超然世外的天堂仙境,而是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表达他内心对上层社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虚伪的鄙视除了强调以道自任之外,中国文化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人们追求内在人格的圆满,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在困难挫折面前不屈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威逼利诱面前,能够舍生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乂2],道义高于生命,精神的超越高于物质的实体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使中华文明历经外忧内患却始终保持旺盛发展西方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分子死了二所谓的“死了”,我想并非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灭亡,而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物质社会中精神沦丧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的确,知识分子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彷徨,都会迷惘,自我失落、自我选择、归宿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都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苦苦寻求却没有答案止匕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加剧了对人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面前的解构,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的信仰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人生的理性精神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
①这条以孔孟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3]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的是忧患意识应该成为人生存所必须的重要的思想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临览景,尽收眼底,毕呈笔端,景之喜景之悲各极其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并非在于其写景之妙,而是因为所写之悲景喜景,目的是为了铺垫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身处北宋积贫积弱的景况之下,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唱出了广大士大夫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一经道出,便感动激励了无数后人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蕴涵其中的是一脉相承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扩展为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即使是早期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由这样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出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皇权的抗争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明清的小说多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敢对佛祖揶揄嘲弄,即使失败后仍保持傲骨,这样的故事内容体现着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主体精神
三、深沉悠远的人生之思由于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因此古代文学体现出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无论是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进取精神,还是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之思,强调的是现世之谋略而非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从本体意义上去思考人生和宇宙,从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潮内在人格的觉醒,使对人作本体建构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色[4]魏晋那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这种悠远深沉的人生之思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展现,开一代先声的《古诗十九首》在对日常时世、人事、享乐等的咏叹中,突出的是一种关于人生的思考,这种人生之思构成了其主要声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被钟崂赞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⑵的这些“古诗”,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②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陆机有“天道新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是同样的哀伤、思绪和音调,共同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是与其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核心仍是对人生的执著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后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一一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有这种积极的内容蕴涵其中,才使所谓的人生之思没有流于颓废消沉;也正是这种人生之思的存在,执著的追求才具备了美学深度而这种人生之思正是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认识到伦理道德、谶纬宿命等规范、标准、交织的虚假,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能对人的存在、价值、意义做本体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貌似玄远的人生思考与上述的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深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唐宋时期,缕缕不绝的人生之思仍然是古代诗人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苏轼的《前赤壁赋》,虽然开篇把秋夜的美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作者立意不在景之美,而在于通过主客的问答,表达对历史、社会、宇宙、人生的思考客方通过乐声、言辞抒发了历史的虚无、功业的幻灭、人生的短促等感受主方通过对答,表达了一种达观的宇宙观和得失观作者在备受打击之后,面对斯景,体会到宇宙的本真、人生的真谛,因此才能如此旷达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只注意到作者对景对情对人物活动及其对环境的表达,而把作者从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境界放在次要位置,那么我们对这一古代精品的认识是有一定缺陷的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洲台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些诗篇中,有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有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有繁华如烟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它们为笃实尚用的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虽然其基调不免是沉重而哀伤的,但是毕竟表露了人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展现的是高蹈旷达的人生之姿
四、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