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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秧歌闹起来在北方,秧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各地风土民俗不同,秧歌种类也不同东北有大秧歌、踩高跷,山东有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我老家在陕北,秧歌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安塞腰鼓、靖边跑驴,还有搬水船、抬花轿、赶场秧歌、伞头秧歌、九曲秧歌等无论是节庆,还是农闲,秧歌都是陕北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不管是哪种秧歌,大都包含了“秧”字,这表明秧歌与农耕生产密不可分,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儿时记忆最鲜活的部分,大概就是正月里的秧歌乡民们对秧歌极其重视,每个村都会组织秧歌队,由本村最德高望重的人领头,来负责安排秧歌队的组织工作,包括鼓乐手、骨干演员的召集秧歌队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伞头,,,“伞头,,可说是一个秧歌队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扭得好、走得好,还要嗓音好、编词好,能随机应变,即兴创作秧歌词这样的全能人才并不太多,有时本村没有,还得到外村去请组好了秧歌队,先要排练多天,待起场后,一般是沿袭谒庙、转院等活动,谒庙就是敬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最热闹的,是挨家挨户的转院,转院最考验“伞头”,他需要熟悉各家的情况,还要随机编词,既符合这家的特点,又能融入吉祥话有时候,秧歌队还要出村演出,遇到灯场就“打彩门”,或者搭起台子,在一个地方“扎场子”演出秧歌的精髓是一个“闹”字陕北人不说跳秧歌,也不说舞秧歌,而是说闹秧歌无论是赶场秧歌,还是转院秧歌;不管是表情,还是舞步,演员们总是热情奔放、极尽夸张踢场子、甩扇子,舞起来、闹起来,浓墨重彩的妆容,华彩鲜艳的服饰,一场场热闹的秧歌,让父老乡亲们暂时忘记了一年的辛劳和烦恼秧歌队所经之处,村庄的人们,便扶老携幼,跟着瞧、追着看,生怕错过每一个传神的表情、喜庆的唱词,还有精彩的动作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革命岁月中,陕北的秧歌曾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作用,陕北秧歌的名气,超越了黄土高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4年年初,谢觉哉日记中多次记述在延安看秧歌,先是元旦期间有保安处秧歌队表演了《秧歌齐唱》《白嫄村》《老太婆回家》《两个世界》,后来春节期间又有多支秧歌队来演,“不及遍看,演的节目均精彩”他感慨,秧歌由过去偏技术性的踩高跷转变为故事性、教育性的剧目了1946年农历正月十五,毛泽东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一一刻有“人民救星”的大匾,这份礼物,是延安川口区六乡碾庄的农民们自发送出的,并且是由一支农民秧歌队敲锣打鼓送去的毛泽东对六乡人民表示感谢,并祝六乡人民夺取更大丰收接着,在王家坪的大礼堂场院,农民秧歌队表演了《兄妹开荒》《二流子王三宝转变》等,毛泽东饶有兴致地看完了节目,还与秧歌队合影留念延安时期秧歌的转变,是与当时文艺为人民的政策导向相一致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艺术家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鲁迅艺术学院很快提出要组织一个民间形式的宣传队,在陕北流行的秧歌就成为焦点,一个百余人的大秧歌队被组织起来,排演了《打花鼓》《莲花落》等秧歌小场子1943年的元旦、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又丰富了演出内容,演出了《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并且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杨家岭上进行了表演,轰动了整个延安,有的群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三十几里路,连看几场,舍不得离去毛泽东、谢觉哉等看到的秧歌,正是“新秧歌运动”以来的成果由于艺术家的整理和创造,使秧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它在根据地为宣传群众、鼓舞抗战、开展大生产以及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活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陕北的小山村里,年轻人逐渐稀少,万人空巷的盛装秧歌舞已经难见,但这并不意味秧歌从人们生活中逐渐逝去,它随着人口的流动,来到县镇,来到都市在广场上,在街巷里,只要陕北人聚起来,就能来上一场热闹的秧歌,不讲究装扮,也不追求步伐,只要你喜欢,就能跟着扭起来很多地方,它已经成为广场舞的重要类型,也是陕北人社会交往、消解乡愁的最好途径秧歌来自人民,最终又把欢乐回馈给人民,它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这大概就是其广受热爱、长盛不衰的奥秘吧!红红火火的秧歌,每逢节庆之日,在陕北,在中国的大地上,都要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