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材料看先秦秦汉医学附先秦及秦汉时期医官称谓考

传统典籍中呈现的中国医学，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为界，前后泾渭分明《伤寒论》及其之后的时代，医学史脉络清晰，医家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大多有确切记载，典籍作者及成书时间亦可大致确定《伤寒论》成书前的医史记载却甚为模糊，医家及其事迹记载极少，典籍作者及其成书时间几无定论譬如《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但如此重要的医学经典，其作者却不详，成书时间也难以判断早期医学的模糊记载，为先秦秦汉医学研究带来巨大困难自20世纪起，随着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陆续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汉文献，其中不乏涉医内容甚至医学专辑，为先秦秦汉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为医学发展分期提供基础出土涉医文献在先秦秦汉间的存量及内容差异，为医学发展的时间分期提供了基础，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巫祝时期，即夏朝及以前，这一时期几乎不存在医药目前，这一时期尚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其医学表现当如《黄帝内经》所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J第二个时期为巫医交融共生时期，即商朝和周朝时期这一时期的药物及其使用情况在《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出土涉医材料则多以疾病占卜、宁疾祭祷的形式出现，这是药石无能为力之后的选择具体来说出土的商代文献以殷墟卜辞和金文为主，疾病资料主要出现在甲骨占卜中；出土的战国文献以竹简木牍为大宗，南方楚地最多郭店、包山、望山、曾侯乙等楚墓均有大量文字简出土，但这些门类丰富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医学专辑，仅有新蔡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涉及一些零散的病症知识据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巫与医相互交融，医学并没真正脱离于巫，因此没有出现医学专著第三个时期为医学脱离巫术的独立发展时期，即秦汉时期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却留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出土的秦代涉医文献，与法律、宗教方术方面相比较少，但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等都有较多的疾病记载甚至医方专辑出现，如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有33种人体病症；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记载了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的运用出土的汉代文献中，医学专辑开始大量出现，如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都含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内容涵盖医经、医方、房中术、神仙术等许多西汉医书为目前该类别所见最早的医书，这些医书虽古朴原始，少数还有巫术残留，但医学独立发展的趋势已然显现例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三味药、五味药甚至七味药的药方已经出现这些成就为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成熟药物配伍的形成起到了前期准备作用这些都反映了秦汉时期才是我国古代医学的独立发展时期为探讨医学水平提供条件出土文献为探讨人体认知、医学发展水平及医籍成书时间等问题提供了条件先秦涉医资料虽然极少，却能为早期医学特别是巫医并存时期的医学研究提供空间殷墟卜辞和楚卜筮祭祷简虽不是医学专辑，但所涉的病症内容为疾病种类研究提供了可能众多疾病名与症候的出现，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体自身的认知程度就脏腑疾病来说，在殷墟卜辞中，仅出现了“心”“腹”等脏腑疾病名，而楚卜筮祭祷简中还出现了以背膺、肩背、肩胛、胁等部位疼痛症状为表现的脏腑疾病症候描述逐渐丰富，反映了战国医学较殷商医学有了一定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有限，上腹部和胸部疾病还难以区分，如心与腹间的诸多脏器肺、胃、肝等名称在先秦并未出现，这些脏器名却大多见于出土西汉文献中，这种差异无疑是先秦医学脏腑认知落后的反映就现有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先秦时期常以“心”“腹”代表整个脏腑，“心”的概念甚至涵盖整个上腹部及胸腔脏器，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脏腑器官的认知仅停留在“心”“腹”二元区分的基础上从此意义来讲，以楚卜筮祭祷简中对“心”“腹”“膺”等相关病症的描述，推断墓主所患为何种脏腑疾病，须更为谨慎《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或秦汉之际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原因在于，其与一些出土西汉医书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如张家山汉简《脉书》与《黄帝内经•灵枢》的《经脉篇》关系密切，是《经脉篇》的祖本之一《经脉篇》所述的十二经脉，在《脉书》中只有十一种出土新材料及其研究成果表明，西汉时期的医学尚处于初兴时期，整体水平仍十分落后整体审视体量丰富的出土先秦与秦汉文献，医学专辑在西汉大量出现却不见于战国简册，仅有少量涉疾病资料散见于楚卜筮祭祷简这种矛盾或许只能说明，巫医共生是战国医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医学脱离于巫而独立发展应在秦代之后，《黄帝内经》之类的医学经典只能成书于两汉中后期为疾病对比研究创造可能出土涉医文献为地区间疾病或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进行对比研究创造了可能地区间疾病特别是脏腑疾病的对比，可以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展开，也可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中游的江陵之间进行，这种对比可以看出地区间常见疾病的差异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研究，可以江陵及其周边为例，如楚卜筮祭祷简展示的是战国个体疾病案例，秦汉医方和医经则展示了这一时期江陵地区整体疾病类型因此它们共同重视的疾病，如“心”“腹”疾，应是当时人们长期关注的重要疾病类型这类疾病如蔓草难除，晚期持续数年不可医治，直至死亡先秦楚人只能用卜筮祭祷来慰藉心灵，到西汉时期则多以导引术减缓胀满和疼痛症状找寻相关材料中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并与出土古尸现代科学解剖中得到的疾病类型进行比较，将进一步增强对这一地区常发脏腑疾病类型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若再与近现代地方疾病进行对比，或将成为早期医学史研究的突破口古尸科考发现，江陵及周边在数千年前就是血吸虫、肝吸虫、人鞭虫等寄生虫病疫区在近现代，江陵及其周边仍是中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之一上述慢性寄生虫病晚期类型的临床表现不仅与楚卜筮祭祷简所见病症极为相似，也与秦汉简所见的脏腑疾病多为“心”“腹”疾暗合重新审视古代医学观点运用新材料、新观念和新方法，再度审视传世文献中的医学观点，则另有可兹解读或发挥的余地如《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疾病名称，具体疾病涉及内科、外科、精神科等多种类型，其中一些疾病可以用出土文献来注解在人们对人体自身脏腑没有取得进展以及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等知识为零的时代背景下，那些建立在生活经验、地理气候环境和哲学基础上的疾病预防理论，如《左传》中秦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一经提出就被奉为经典，并一直被后世沿用，就不足为奇To先秦时期，人们对人体五脏六腑还没有初步认知与区分的情况下，巫医实现分离以及产生完善的阴阳五行理论或藏象学说也是不可能的这一推断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先秦的看法相一致另外，以出土材料研究为支撑，如包山、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出现了较多的“心”“腹”部疾病，且墓主的可查年龄多在40岁以下结合张家山汉简《引书》《脉书》中的脏腑疾病以消化道疾病最多的记录，反观《史记》中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和《淮南子》中“雨淫腹疾”等传统涉医论断，可知古代环境医学论断并非凭空想象，确系建立在实际生活经验基础之上先秦及秦汉口寸期医官称谓考［摘要］我国古代官方聘任或培养的医生被称作“医官从《左传》、《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中有关内容可以推知，医官制度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雏形，当时的医官称谓主要有“侍医”和“太医令（丞广两种，前者当无官阶后者则有官阶此外汉代地方还有“医工长”等称谓［关键词］先秦；秦汉；医官；称谓所谓“医官、是指我国古代官方聘任或培养的医生，这既包括中央所设职位也包括地方所设职位，他们有些带有官阶，拥有亦医亦官的特殊身份，是封建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有些则不带官阶，只食朝廷俸禄而已有据可查的医官称谓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医官称谓《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是目前可见最早系统涉及医官称谓的文献《周礼・天官冢宰》云“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土二人疾医，中土八人疡医，下土八人兽医，下土四人”唐贾公彦《周礼义疏》日“医师者，众医之长，故长医之政令”《周礼》所反映的周代医官称谓有五“医师”、“食医”、疾医、疡医”以及“兽医”，其中“医师”为诸类医官之首，总揽医政不过，《周礼》是一部假托之作，意图在理论上为濒临崩溃的周王朝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乌托邦而已因此，《周礼》中所列医官称谓的真实性尚不能确定，加之《周礼》所及医官称谓与其它文献中零散出现的先秦医官称谓相去甚远，故以上五种称谓极有可能并未真正存在过那么，先秦时期是不是已有医官存在呢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政治力量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实际政治实体的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十分频繁《左传》所载诸侯国官派医者之事有三处，所涉及的医者分别为晋国的医衍、秦国的医缓以及秦国的医和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晋侯使医衍酰卫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酰，不死（《左传-僖公三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日“疾不可为也.・・・・.”（《左传・昭公元年》）此三人虽未冠之以官职称谓，但就其所行事宜来看，他们应当不是来自民间医衍是奉晋侯之命以鸩毒刺杀卫侯，医缓与医和为秦国派往晋国的医使，均负有一定的政治或外交使命可以肯定，医官在先秦已经存在了就目前可查资料显示，较可信的先秦医官称谓仅有秦国的“太医令”和“侍医”两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日“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使人刺杀之”又《史记喇客列传》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由此可见，太医令和侍医两种称谓在先秦时期的秦国已经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推行秦国官制，这两种医官称谓均保留下来后，汉代基本保留了秦代医官的称谓《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南朝沈约《宋书・百官志下》日“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医师，秦为太医令，至二汉属少府”不难见出，秦汉不仅有“太医令”之称谓，其下还设“太医丞”太医令（丞）和侍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日“……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其间提及的“光禄大夫”、“步兵校尉”、“太史令”均系秦汉官职的正式称谓，那么其后之侍医亦当为当时医官的正式称谓但察《汉书・百官公卿表》〜7（-篇、《后汉书百官》五篇，并无“侍医称谓之说明再详考《汉书》，其间中涉及“侍医”共有五处，除上引《艺文志》外，还有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汉书・宣帝纪》）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汉书・匡张孔马传》）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一例中，淳于衍乃是女性侍医，前文说过，太医令（丞）为掌宗庙礼仪之属官，应当不会让女性担任在第二例、第三例中，“侍医”二字之下有唐颜师古注日“侍医，天子之医也”及“侍医，侍天子之医”复考《汉书》，另有“少府”一条日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二官令丞，又胞人、者B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十二属官内亦有“太医令（丞广之称谓，那么少府与奉常（或太常）有何区别详查“少府，，其他属官发现，其多数属于从事后勤管理的官员，由此可以推知少府属官太医令（丞）是负责皇上及后宫医疗事宜的官员这两支“太医令（丞）”究竟是一套人马分受少府和奉常（或太常）双重管理，还是两套人马由少府和奉常（或太常）分别管理，史料并未详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侍医当受制于少府之下的太医令（丞），负责皇帝（或诸侯王）及其近戚的日常保健及临床疗疾侍医当不具有官阶若侍医具有官阶，《汉书・百官公卿表》与《后汉书・百官》不应俱不涉论再者，《汉书・佞幸传》载前文引《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所涉侍医伍宏日“伍宏以医侍诏，“侍诏”指秦汉时期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被朝廷征召入朝，随时听候皇上传唤咨问之意，是一个动词，不是官职，侍诏之臣并不因侍诏而具有官阶，而伍宏亦确实没有官职由此可以推论，侍医是那些服务于朝廷却无官阶，又隶属于少府太医令（丞）的医生之称谓汉代地方也设有医官，称为“医工长工《汉书♦武五子传》载“（刘）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颜师古注日“医工长，王官之士医者也”时刘旦为燕刺王，属于诸侯王《后汉书・百官五》载诸侯王之封国官职日“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其间有“医工长”一职，刘昭注日“主医药”在西汉早期，把持地方的诸侯王所设立的官职与中央朝廷几乎一致“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故当时地方亦有“侍医”之称谓，譬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太仓公淳于意为齐王侍医遂诊病之事，而其弟子唐安亦担任过齐王侍医但随着汉王朝的稳固，地方势力被中央朝廷控制，其地方官职也与中央官职的称谓产生了区别，侍医的称谓渐渐在地方官职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