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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赵麦茹
①(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对孟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目前学术界却鲜见有专家学者能够从生态角度对之进行探讨和研究笔者试探性地从孟子之思想根基入手来分析蕴藏在孟子经济思想中的生态因子并点出其对当代的启迪,以期能抛砖引玉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绝非偶然,孟子之经济思想亦是如此孟子经济思想何以会蕴涵如此丰富的生态因子,追根溯源,三大根基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三大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与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一以及思想根基1以及天人合一一一哲学根基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最本质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先秦儒家思想文化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孟子师承子思,而子思更为注重天与人的通悟式沟通与融合他的《中庸》将“天人合一”的境界宣扬至一相当高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的主题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要达到一个主客合一以及天地合一以及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社会中的和是跟自然界中的和相适应的……自然界也是一个大和,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⑴,这种分析真可谓一针见血了,将《中庸》所宣扬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主张揭示得淋漓尽致师承子思学派的孟子继承儒家“天人合一”之学说要旨,孟子也主张尽心以及知性以及知天,《尽心上》篇他这样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⑵(以下凡涉及孟子思想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显然,他强调主观的先验的道德体验和宇宙的普遍法则是相通的,简而言之,他认为天人是可以相通的,这是“天人合一”说法的另一表达途径更为重耍的是,孟子还在逻辑上验证了天人能够相通的可能性,他以“诚”作为连接天与人的桥梁“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天与人之所以能够感应就在于他们有一个交接点,这一点就是“诚”,诚是天之秉性,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应这种“诚有了“诚”这一桥梁,两者很好地实现了互动“诚”也就成了双方共有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因为“诚”,天与人实现了合一不过,在追求天与人的合一过程中,孟子更为强调人的因素“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孟子注重人的自身努力与他的心性观不无关系,孟子认为人之向善思诚之心是不待验证的,属于先验的范畴,也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发扬这种心性,反身而诚,那么天与人也就很容易达到合一的境界了上述言论孟子所涉及的“天”都属于道德层面,这种道德层面的“天”在孟子思想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不过孟子也有关注自然之“天”的时候,他和孔子一样,也很容易从自然现象中体悟到哲学道理《离娄下》篇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浚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和《尽心上》篇之“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这两段论述都是孟子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领悟到一定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从流水奔流不息中看到提供流水动力的源头活水,所以有所感悟,认识到君子在追求道义的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努力学习,学成方可出仕,这里,君子的不断学习对应的正是流水之源头,宋朝朱熹对孟子所要表达的意思领悟得比较深,所以他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妙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J可谓得孟子思想之要旨总之,孟子从自然之道体认为人之道,这种体认过程本身就说明孟子在实践层面对天人合一已经给予相当的关注
①作者简介赵麦茹(1975——)陕西临潼人,女,汉族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⑷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205页⑸【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520页⑹【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999页⑺【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1001页⑻【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427页⑼【法】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75页2以及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一一逻辑根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思路,他的“性善”更是为这种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方面孟子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善”这是不须论证的命题,性善是先天的先验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人的善性与生俱来,且根植于人内心深处,不会因为外界的人为因素而加以改变性善通过以仁义礼智为渊源的恻隐之心以及羞恶之心以及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四心”是人的性善的载体,通过“四心”人的仁心得以体现这种仁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所以要充分挖掘这种仁政资源就必须“反身而诚”,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修养虽然“反身而诚”讲求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体认“仁心”,但是具体来说该如何内省,孟子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联系孟子在《告子下》的一大段论述来看,他似乎并不排除借助外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J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坎坷是帮助人“动心忍性”实现内省的一种催化剂,能够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人才能够胜任“天”所安排给他的“大任”,才能出色地完成其内省的任务孟子将君子的这种内省看作其“外王”的前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换句话说,孟子是主张在提高自身内在修养的基础上鼓励君子向“外王”的方向发展,完成辅佐贤君“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孟子本人便以这种心怀天下的情怀自居,在《公孙丑下》篇他如此感慨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怀才不遇的感慨中孟子所肯定的却是君子应当在机会成熟的时机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看来,孟子的内圣外王思路是特别明晰的,他本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下》)便是对其内圣外王思路的最好诠释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方面,孟子仍在性善学说的基础上一层层推进首先,孟子认为既然人之性善是不待验证人人具有的,那么仁心的这种普遍性存在就为仁心的推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其次,孟子以“类”的概念来解释此人何以能够感受彼人之思想情感的原因,《告子上》孟子以一大段论述来阐述这一点“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日,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为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都属于同一“类”,其耳目□心对于相同的东西都会产生类似的反映,这种类似的感官感受就是一个人能够以己之体会领悟他人之体会的最基本原因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论,孟子将他的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思路顺利地延续了下去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看到了人人都拥有的仁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只要充分利用这种仁心,天下之治理就易如反掌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同理,《梁惠王上》篇孟子从齐宣王不忍心看到牛被杀掉用来“衅钟”之事看到他的不忍之心,并劝他将之推广开去,以便早日实现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J可以看出,这是明显的推己及人思路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倡将人之仁心再次推而广之,将之推广于整个自然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号召君子在亲近亲人以及以仁德对待百姓的基础上爱护万物,至此,孟子彻底完成了其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思路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在这种推广过程中,孟子赋予各个阶段的感情色彩不是同一般厚重的他的“亲”以及“仁”以及“爱”是三个情感色彩依次由重到轻的词汇「亲”是最高层次,针对的是自己的亲人,其次是“仁”,针对的是百姓民众;最后是“爱”,针对的是万物孟子的这种思想明显是受到了孔子之“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爱有差等之思想的影响,不过,毋庸质疑的是,尽管在这种推恩的过程中“亲”以及“仁”以及“爱”代表着三种有差等的爱,但三者都没有脱离“爱”之主题;尽管三者所针对的推恩对象有亲疏远近之不同,但其思维路径是贯通的性善一一仁政(爱民)——爱物总之,孟子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使得其拥有了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而这样的情结不仅仅以“修齐治平”等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人类世界的关注当中,还以“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的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自然万物的关注当中,这使得孟子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方面折射出深厚而广博的“大爱”情怀,这种情怀既是对《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生态忧虑意识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之生态和谐意识的继承,又是对先秦之后诸多儒家学子在生态关怀方面进行的一次重要启蒙,董仲舒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⑶和“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J⑷的生态爱护观和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平等观等都说明了这种继承3以及敬畏自然一一宗教文化根基孟子对天命充满敬畏之情“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孟子认为天命是人力所无法抗拒或改变的,天命决定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即使某些人并没有刻意想干一番事业,但天命却会使他成功就连解释自己之现实遭遇时孟子也将一切归之于天命,《梁惠王下》篇记载,鲁平公本来准备拜见孟子,后因为嬖人臧仓的劝阻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孟子的弟子乐正子知道事情原委后将之告诉孟子,孟子将之归结为天命“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认为鲁平公想来拜访自己是天命所为,而嬖人臧仓的劝阻也是天命最后不想让鲁平公拜访自己而安排的,一切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天命所安排的,人对此毫无办法所以如果上天真的想让鲁平公来拜访自己,一个小小的臧仓是没办法阻止此事的,由此可见孟子对于天命的笃信程度孟子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这种天命决定论的影响下,他将人之出身贵贱等一切事物都解释为天之意旨「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告子上》)孟子认为氏族贵族之地位是天所受命的,言下之意即人的贵贱等级是天生的,凡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富贵不是天然的“良贵”,孟子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想让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安于现状,也正好印证了他“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之观点,在孟子的这种天命观中,人之主动因素被遏制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里,对人之因素的缺乏信心正好说明孟子对于天命的敬畏孟子除了对天命存在敬畏之情以外,也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孟子的这种敬畏多体现在对于自然界时令的遵循上,在《尽心上》与《梁惠王上》两篇中,孟子多次强调了这种遵循的必要性“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J前三条材料集中论述的是因循动植物生长规律所带来的正面良性效果而最后一条材料讨论的则是不遵守时令所带来的严重负面恶性效果,在这两种效果的对比之中,孟子显然肯定的是前者,而对后者加以否定孟子的这种选择同他对于天命的态度相契合,所反映的仍是一种敬畏之情,不过因为孟子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他的“仁政”主张相融合,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于四时与时令的尊重与因循,所以在很多时候他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就很地容易被人忽视或解读为仁政主张了总而言之,三大根基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孟子经济思想的稳固基础在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先秦儒者很难将自己关注的目光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而是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很难将驾御征服自然作为乐事,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为奇妙的是,这些因素也渗入到孟子的经济思想领域,追求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一种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成为其显著特征,我们可在其生产观以及消费观以及赋税观与分配观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二以及富含生态因子的经济思想1以及注重“恒产”的可持续性生产观在孟子的生产观中,生产的范围大大扩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J(《梁惠王上》),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孟子的生产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粮食作物生产,而是包含了农林牧渔等多种领域,这种视阈就比传统的农业观开阔了许多,显示了孟子在生产领域视角的拓展与延伸另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的一点是,在这段话中,孟子特别强调“时所谓“时”者,简而言之是时节,孟子要求各个领域的生产应该按照时节进行,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这种对时节的强调实际上体现了孟子尊重农业生产自然规律和生物成长时段性特点的理智与明智因为以农时生产,粮食才能获得丰收;因为不用过细的网捕鱼,小的鱼鳖可以逃过一劫,而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小的鱼鳖长大之后又会给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因为在山林发育成长的时节禁止砍伐,幼苗得以茁壮成长,这样一来一时的禁伐就可以保证长久的消费所以,孟子的这段话也充分体现了他把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与保护生物资源结合起来以及使万物生生不已以及生态得以保持动态平衡的可持续生产观点在生产的长远目标上,孟子将其视角锁定在使民拥有足以保证其丰衣足食的“恒产”,这就是孟子的“恒产”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管理百姓首先应确保民众拥有一定的稳定财产,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百姓的常善之心,反之亦然,没有稳定财富的百姓不会长久保持其善心,而无善心者势必又会放溢辟邪,侈于奸利,犯罪触刑,无所不为类似的阐述在《孟子》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在《梁惠王上》篇,一次在《滕文公上》篇,由此不难看出孟子推广其“应使人民拥有一定的稳定财产”之主张的坚定立场但是该如何确保这一点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呢?针对于此,孟子提出了很具体的土地分配与生产经营方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类似的言论出现过三次,两次在《梁惠王上》篇,一次在《尽心上》篇,这三次论述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八口之家为一生产单位,以五亩之宅以及百亩之田以及鸡豚狗彘之畜为生产资料,以“无失其时”为生产条件,以获得“恒产”为生产目的,孟子的理论完整而系统一一在强调恒产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孟子从理论上解决了生产的稳定延续问题即恒产的稳定获得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提出的方案在理论上大大丰富了儒家农业生产观的内容2以及崇尚节俭的消费观孟子正面谈到节俭消费的次数明显少于孔子但我们仍可从他的言论中看到他注重节俭消费的倾向性首先,孟子特别关注君主在节俭消费方面的表率作用“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离娄上》),很明显,孟子看重君±在消费方面的影响,汉朝人赵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概括该段文字宗旨之章指中写道“人君恭俭,率下移风;人臣恭俭,明其廉忠;侮夺之恶,何由干之而错其心”⑸,这是对“上之好者,下必甚焉”的最好注解,君主的消费习惯直接影响臣子,臣子又会接着影响他们周围的人,这样一来,节俭的风气便很容易在整个社会上树立起来其次,孟子号召君主在消费时能够与百姓“同之”,这虽是孟子在宣扬自己的仁政主张时所阐述的论点,但却折射出他的消费观点《梁惠王下》篇孟子针对齐宣王的“好乐”习惯,劝告他能够“与民同乐”,这是孟子在君主娱乐方面给予他们的期望;当齐宣王请教孟子百姓何以埋怨自己园囿过大时(齐宣王认为自己的园囿才四十里,比文王方圆七十里的园囿要小得多,百姓不应该有怨言),孟子的回答仍然是“与民同之”,这是孟子在君主休闲狩猎方面给予他们的期望;最后孟子在被齐宣王明确告知自己有“好货”和“好色”的毛病时、孟子给出的对策还是“与百姓同之二显然,孟子认为一个在消费方面能顾及百姓的君主才是仁君,一个在消费领域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的社会才是一个落实仁政充满和谐的社会,孟子的这种消费理想深刻反映了其仁政学说第三,孟子在号召君主率先节俭消费以形成一个全社会节俭消费的良好氛围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在消费领域无限度地追求满足感官享受之本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即人之本能都会追求吃美味的美食,看赏心悦目的美景,听悦耳的音乐,闻芬芳的香味,使整个身体彻底放松下来享受安逸的生活,这种对于物欲的追求是人之本性,君主也不能例外那么该如何克服这种欲望呢,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显然,孟子是想通过寡欲可带来安稳存世而多欲则会带来横祸这样的不同人生之对比来奉劝人们应控制住自己的物质欲望,他认为只要人们清心寡欲,节俭消费的实现也自然不再是难事但是,孟子的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人的自律上,依靠的是人的道德情操以及学识修养和那颗先天的善心,而要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因为惧怕不得善果而靠自律来自觉约束自己的物质欲望进而实现节俭消费是显然行不通的孟子的节俭消费观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自然资源消费观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这里,孟子强调的是节俭消费的良好效应,这种效应就是可持续性消费孟子认为只要人们按照时节进行耕作,粮食就不用担心不够吃,只要人们不拿过密的网去捕鱼,鱼鳖也会多得吃不完,同样,在春季等苗木发育成长的季节禁止砍伐树木,那么人们也会拥有数不胜数的材木以供使用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遵循了自然界农作物以及鱼鳖等生物以及林木的生长规律,暂时地压制了其消费欲望,实行了节俭消费,这样,农作物以及鱼鳖以及林木才能茁壮成长,小苗以及小鱼和小的树木躲过了同已生长成熟的同类被一同拿去充当消费品的命运,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成长,等它们成熟之时,它们又可以同以前成熟的同类一样供人类使用,人类的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从而得到了保障这是节俭消费所带来的良好效果与之相反,对于过度消费,孟子是极为反感的,他以牛山为例对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后果加以说明“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藜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告子上》),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郁郁葱葱,但是因为牛山处于齐国的郊区,人们就经常上山砍伐树木,树木自然不会象原来那样盛美了,如果仅仅如此,牛山还有恢复的希望,但后来人们又驱赶牛羊上山吃草,植被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曾经繁茂秀美牛山最终也就变成光秃秃的荒山了显然,对于牛山的命运,孟子是深感痛惜的虽然这段话是在孟子与告子辩论人之性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孟子对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否定态度更为难得的是,从孟子”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弟之生焉”之语来看,孟子显然是注意到了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他最后才总结性地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J(《告子上》),再次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以肯定,认为人类应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只要人类给自然以充分的休养生息时间,并积极创造条件使得万物得以在适合其良性发展的土壤上继续生存下去,自然资源的使用也是可以良性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的,而这显然符合人类利益3以及力主薄税的赋税观孟子不仅谈论赋税的次数较多,而且他的赋税理论在儒家经济思想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薄税观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历代儒家学者首先,主张征收薄税是孟子赋税观之基本立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以上两段文字阐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孟子希望各个王国的君主都能以仁政治国,在赋税征收上采用薄税政策为了使国君真正落实这一政策,他甚至以如此做可保国家对外在军事上称霸对内可使百姓富足国家之财富亦会多到不可胜用之地步这样的美好设想结果来增加说服国君的祛码,联系当时孟子所处的礼崩乐坏战争不息的社会环境,想让本来力图发展兵力与国力以称霸天下的各国君主实施仁政征收薄税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可以看到孟子坚持征收薄税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其次,在税种的设置方面,孟子倾向于农业单一税制“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梁惠王下》),可以看出,孟子不主张设立农业之外的商业税和关税等其它税种,这和他的薄税立场是一致的,他不想让百姓承受太重的负担,这也比较符合他的仁政思想虽然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亦很难实现,但他总是尽其可能针对现实税收宣扬他的赋税思想如当时战事不断而一旦有军旅之事,人民就得面临三种赋税负担“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J(《尽心下》),赵岐对这三种赋税的解释是“国有军旅之事,则横兴此三赋也布,军卒之衣也缕,铠甲之缕也粟米,军粮也力役,民负荷斯养之役也”⑹,可见,一旦发生战争,民众的负担无形中就大大增强,而战国时期又是谁拥有强盛国力与强悍武力谁就拥有发言权的特殊时期,战事的发生实在是太过平常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主张只让人民负担其中的一种“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两种以上的征收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太大的负担,采用两种就会危及百姓的温饱问题,采用三种则父子离析,礼仪廉耻尽失,而产生这样的社会后果自然大大背离了孟子仁政的宗旨,所以孟子特别反感强加给百姓太多的赋税负担赵岐在最后的“章指”中说道“原心量力,政之善者;徭役并兴,以致离殍;养民轻敛,君子道也”⑺可谓得本章之要旨了第三,在赋税的征收标准方面,孟子主张征收十分之一的轻税《滕文公上》篇孟子详细阐述了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征收情况“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J夏朝时人民耕种五十亩地交其中五亩的粮食作为赋税,商朝人民耕种七十亩交七亩的粮食,周朝人耕种百亩交十亩的粮食,所以算下来都是什一之税孟子认为十分之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赋税征收标准,为什么他如此青睐于十一之税呢,从《告子下》孟子与白圭有关赋税的对话中我们即可洞悉其原由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曰夫貉,五谷不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按理来说,以孟子主张征收薄税的立场来推测,白圭所主张征收的二十分之一的赋税比十分之一的赋税要轻一倍,孟子应该大力支持才对,但白圭的赋税征收标准却被孟子驳斥为蛮荒地区的为政之道他的理由是「象北貉那样五谷不生只生产黍子的蛮荒之地,没有类似城郭以及宫室以及宗庙以及祭祀等中原地区的多种礼仪,不用给诸侯分封赏赐,不用给百官支付俸禄,所以征收二十分之一的赋税就够用了而中原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中原是一个礼仪之邦,需要君子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如赋税征收轻于尧舜征收标准,北貉是大貉,你就是小貉,如重于尧舜,那么夏桀为大桀,你就为小桀了综合考虑孟子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显然是想使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重于十一之税,于民不利,轻于十一之税,于国家不利,只有十一之税才能同时保证国富民强,下富而上尊,显然,孟子是以使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能够良性的可持续地循环发展为判断税率好坏的依据的,这也是孟子何以如此坚决肯定十一之税的原因第四,在赋税的征收方式上,孟子特别肯定的是“助”法他比较赞同龙子对于赋税征收方式的评论“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滕文公上》),因为“贡”法是按照数年每亩粮食的收成之平均数做为一个常数,以后每年交的时候以此常数为标准上交相应的赋税但是“贡”法的缺点是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权变丰年,粮食丰收可适当增加却维持原标准少收,荒年,粮食短缺却仍以常数征收赋税,那无疑会使得百姓所剩之粮食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助”法就不同了,《滕文公上》篇孟子建议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在郊野采用“助”法,具体做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即将九百亩的田地分成类似井字的九份,中间的一份为公田,另外的八份由八家分别耕种,公田的收获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八家在干完公田的活之后才能为其私田干活,此即所谓“助”法这种赋税征收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隶属于“贡”法的僵化少变之缺点,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都可以力保所征收的赋税在百姓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孟子对“助”法的肯定和他力主薄税的做法相得益彰,是他仁政思想在赋税领域的重要体现形式4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孟子分配观的内容很充实,这种充实不仅表现在他藏富予民的分配宗旨上,而且还表现在他解决分配问题的多种途径上孟子特别认同孔子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他主张藏富予民孟子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大为反感并颇有怨辞“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孳,此率兽而食人也J(《梁惠王上》)),统治阶层的奢侈富有和被统治阶层的贫困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这种对比通过统治阶层所养之马的肥壮和老百姓无粮食可吃的困窘加以体现的时候,孟子认为一个君主如将国家治理成这样,那无疑是“以政杀人”了所以,对于操纵国家统治大权的整个统治阶层,孟子持“何必曰利”的态度,认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J(《梁惠王上》),孟子反对统治阶层为自己敛财,认为他们如果真的有好色以及好货等“恶疾”,只要“与百姓同之”,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以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梁惠王下》就值得大加推广,这样全天下的人都会过着殷实宽裕的日子,都将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孟子所要表达的分配思想,“与百姓同之”是他藏富予民的另一种表达,这和孔子的分配思想也很接近了不过,联系孟子对分配等级化的认可态度来看,孟子的所谓“均”也是主张使各个阶层内部的人拥有大致相同的财产而已,并不是要将天下财产绝对地平均分配他对“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这一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其“与百姓同之”的藏富予民的认可也只是希望君主能够在等级化分配的基础上使百姓也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是水涨船高式的富足而已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孟子提出了多种方案在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当中,他提倡按劳分配但是结合其对于劳动的“劳心”与“劳力”的不同划分,他的按劳分配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对于“劳力”者,孟子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去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由于意识到拥有一份“恒产”对于百姓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孟子也力求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井田制从体制上保证了在“劳力”者阶层分配的大致平均,因为井田制度可使每家皆拥有百亩土地,固定的耕地面积在理论上使各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财富成为可能对于“劳心”者,孟子鼓励他们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与俸禄,从这里不难看到孔子“学而优则仕”以及“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影子,当然,这也符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之理念虽然孟子认同君子以出仕换取俸禄,但他特别强调君子在获取俸禄时应以“道”取之,不符合道义的应一概拒绝《滕文公下》篇孟子之弟子彭更认为孟子率领数百弟子乘坐数十辆车辗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接受他们的饮食与馈赠有点太过奢侈,孟子回答道“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认为凡是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是一箪之食也不可接受,但是如果符合道义,象舜接受尧之天下那样大的授予也不算奢侈在《告子上》篇之“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和《滕文公下》篇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这两段论述中,孟子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孟子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公孙丑下》篇孟子的弟子陈臻对孟子谢绝齐王一百镒兼金而接受宋王七十镒薛王五十镒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孟子的解释是“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贝尽;辞日馈败’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日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认为两次接受馈赠都在礼仪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一者符合送行之礼,一者是为戒备之用,两者都师出有名,所以都可坦然接受而齐王馈赠百镒时他又不远行又不用防备别人加害于他,没有接受这一馈赠的理由,没有理由的馈赠君子是不应该接受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这是佐证孟子说法的一个例子,孟子给君子之脑力劳动设置了一个必须符合道义之最低要求在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孟子选择了薄税政策税收政策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利工具,孟子选择了放弃商业税与关税以及减轻农业税等方式以缩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不过受制于孟子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孟子主张的君主寥寥无几,他的薄税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关此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详细阐述过,此不赘述在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中,孟子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救济和社会的救助机制《梁惠王下》篇之“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和《告子下》篇之“天子适诸侯日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内容几乎雷同,讲的是古代天子巡狩时,各个诸侯要向天子做述职报告,汇报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天子视情况给予诸侯不同的奖罚春秋两季天子视察各个地区的耕种与赋税征收工作时会给予那些“不足”与“不给”的地区以适当的补助与救济,这实际上就是天子利用国家政治手段所开展的救济活动,这种活动也在客观上使社会财产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孟子两次提及古代天子的巡狩实际上是对现状的否定,古代天子视情况救济“不足”与“不给”地区,而孟子所处时代的现状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縻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J(《梁惠王下》),孟子对国君不能及时给饥民发放救济物资深感失望,因为政府救济机制的缺失带来了百姓流离失所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也与仁政之宗旨相去甚远这样看来,孟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逻辑思想和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思想是构建其经济思想的坚固根基在这种坚固根基的基础上,孟子的经济思想充溢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的生态因子注重可持续性以及关爱自然万物以及注重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以及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违四时并以“时”生产以及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内部提倡节俭消费等主张都是这种生态因子的具体表现,孟子经济思想中的这种生态因子来自支撑着它的哲学思想文化根基,两者相辅相成以及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其独特的生态智慧三以及对当代的启迪“天人合一”是孟子经济思想的哲学根基,儒家的中庸思想和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强调使得其特别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孟子的“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它所讲求的是小我与大我的交融与体认,它赋予给人一种神圣的大环境大宇宙之主人翁责任与义务,对“和”的追求是儒家学者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做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选择正是孟子对人之主人翁地位之定位的最好注脚孟子的这种整体思维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与启迪,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我们所需求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是孟子经济思想的逻辑根基,而孟子建立在推人及物逻辑上的生态伦理思想充分显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万物的关爱义务,英国科学家汤因比对此很是赞赏“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⑻,法国神学家史怀泽也有类似的看法“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以及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⑼另外,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有一个前提,即个人的内在修养孟子将内圣作为外王的充要条件,他特别强调内修,而不太重视以法律条文或某种外在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这种内在约束当是最高层次的一种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样需要每个人从内心深处为自己建立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守望良知,为自己,也为整个社会所以,在如何建立当代的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规范方面,孟子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启迪敬畏自然是孟子经济思想的宗教文化根基,孟子特别重视对于四时和时令的因循,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的同时,更希望以这样的手段来使民众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孟子对于自然的敬畏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当代的环境生态问题归根到底并不是什么技术与科技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态后果,所以,要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应从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做起可喜的是,当代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到罗尔斯顿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肯定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想更彻底地解决环境问题,我们还需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注重可持续性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倡导节俭的消费观以及强调使民获得“恒产”进而力保“恒心”的生产观以及征收薄税的赋税观和藏富于民的分配观都是这种特色的集中体现,在孟子看来,惟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大乱,才能给仁政的实行提供一个安稳的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对可持续性的注重与当代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可谓不谋而合另外,在消费领域,孟子对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消费相当重视,以至于一直注重发扬“善端”的他倡导起“时禁”这样的外在手段来虽然,孟子是出于使自然资源“不可胜用”的目的(即为了在以后更长的时间内可持续地消费自然资源),但他的这种做法仍在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提倡“时禁”的做法还给我们提供了技术与法律上的启迪保护生态环境,内在修养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一点是万万不行的,还必须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强外在的束缚和要求,技术和法律当为两种不错的手段当前,我国已在依靠技术治理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立法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和孟子所倡导的“时禁”是异曲同工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以及推己及人以及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支撑着孟子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孟子的经济思想富含了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一特色在其生产观以及消费观以及赋税观和分配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孟子之思想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第133页⑵【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⑶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