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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国几千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尽管传统文化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某些内容也有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东西仅义利观,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的
一、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古人说“义者宜也”可以说一切公正、合理、善良、美好、应该、适宜的行为,都可称为义孟子认为“义,人之正路也”义是为人处世之本,是生活的原则;无论富贵和贫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只要按照义的要求去做,就能走上正路可见儒家主张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就取,而要想一想是否合乎正道,这才是义《论语》中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约不忘平生之言,亦大节古代思想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已意识到人民群众在政权巩固、社会安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懂得“弱而不可欺者,民也”他们从维护封建政权出发,提出清廉自守、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传统美德中的义利观,提出了做人的标准,治国的准则,歌颂了清正廉洁,抨击了见利忘义用什么样的义利观主导社会文化,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传统美德的义利观至今对我们仍有多方面的有益启示,我们应该按照江泽民同志“古为今用”的指示,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积极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可以为成人矣”这就是说,做一个完善的人的标准是能够做到见利想想是否合乎义,在危难之时敢于献身,久处困顿之中能够坚守节操,不忘记自己的追求,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可见在义与利相撞时,传统文化是以见利思义为美德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意思是说,金钱和地位,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用正道得到它,那就宁可不要贫穷和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道摆脱它,那就宁可不摆脱在义与利面前,孔子明确提出把“义”放在第一位,不合乎正道的“利”,摆在面前也不能伸手,“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古代思想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重义轻利正如子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说,吃粗粮饮冷水,弯起胳膊当枕头,生活虽苦,只要行的正,乐也就在其中了靠不义得到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我是不会去追求它的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利,含义较广,不仅指收益,还包含权利地位、物质享受等在利与义面前,荀子认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日: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在这里身劳心安、利少义多之事,方可为之的先义后利的思想赫然可见纵观中国历史,受这一传统美德的影响,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杀身成仁的英烈、仗义疏财的豪杰、大义灭亲的义士、助人为乐的完人等见利思义者其言行之壮哉,其人格之伟大,一直被人们视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精粹、人格的楷模、为人的根本,教育着人们,影响着世风民俗八行己有耻,知耻养廉廉洁,就是不苟得,不妄取,不受无义之财,主要是对掌权者所提出的一种道德准则廉的反面是贪,即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不义之财,索贿受贿,中饱私囊,而不惜践踏道德和法律知耻,就是指人们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知耻的反面是无耻,无耻则无所不为太平盛世有廉吏,乱世饥寒也有贪官,可见官吏是贪还是廉与世道如何关系不大,主要是官吏是否知耻传统美德认为,知耻才能养廉李惺在《药言》中说,“银钱可爱,然尤有可爱者廉耻也,声名也,性命也贪人即苟全性命而廉耻、声名则断乎不可复保以廉耻、声名换银钱,得银钱何用,而自有之廉耻、声名一朝而失之,岂不可惜,岂不可痛”知耻者重名声,重名声者轻金钱,轻金钱者掌权执事才能廉洁奉公中国古代这样的清官不乏其人,深受着民众的崇敬和拥戴《左传•襄公十五年》中记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字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各有其宝”子罕看重名声,以不贪为宝,拒受贿玉,其精神人皆仰之《后汉书•杨震传》中写道杨震由荆州刺史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日“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拒收故人遗金,慎独自律,其行为较比子罕境界更高他们之所以廉洁自好,皆根源于知耻也古人认为,无耻则贪,贪乃万恶之源对功利的欲望是人人皆有的,而无耻者就会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地追逐私利所以《老子》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皆为贪的缘故《一程集.周易程氏传》中说“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弊而忘义理;求之急,则侵夺而致仇怨”以上论述说明,通过正道获取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矛盾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为不知耻,导致其不能节欲,欲不能节,就会昏弊忘义,走上绝路我国自古就把廉洁、知耻奉为一种美德,它高于金钱,重于权贵,是为人之本,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儒家把“行己有耻”作为为人处世的首要目标,认为“人之患莫大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是非荣辱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标准,指导着人们为人处世,而且人们在行事中都恪守这个原则知耻者表现为见利思义、注重名声、讲究洁身自好,处事则会克己奉公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耻可以养廉所以说知耻养廉不失为一家观点
三、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义和治紧密相连,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是否行义密切相关《墨子.天志上》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法家也认为义是基本治国之道《管子.牧民》中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义乃四维之一,如果义得不到发扬,国家也会灭亡的《荀子.大略》中说”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古代思想家认为,治世的出现与君王能否重义紧密相关因为好义与利欲,是人都兼有的两种欲望,如果君王好义,就会教化和用政策约束他的臣民,使他们利欲之心不要胜过好义之心,这样便会出现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汉时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治世的出现,都与当代君王好义有一定关系反之则反为人君者要行义,为臣子者也要行义,一切掌权执事者都要行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经验行义者得道,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戴,人和政通,事业有成;不义者必失道,失道就会失民心,众叛亲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事无成,直至走向灭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清廉自守,以民为本古代思想家把清廉自守视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为官为民是官员的本分传统道德要求为官者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不因财贿而出卖良心和原则因此,古人极为重视廉洁之德,把它看作是人之宝,政之本,大力提倡,并把清廉自守作为用人的首要条件魏象枢在《寒松堂集》中说“用人首在知人,惩贪必先奖廉谨按《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计,册开四注:日守,日才,曰年,曰政,以守为先也人生大纲有四日忠,曰孝,曰廉,日节是廉吏与忠臣、孝子、节烈并重也”其意是:用人首先要了解人,惩治贪污腐败必须先奖励廉洁严格按照《周礼天官》的六种方法来・考察官吏清廉而政绩优异,清廉能干,清廉而忠于职守,清廉公正,清廉守法,清廉而明辨是非,都必须冠以清廉国家从四个方面考察官吏操守、才能、年龄、政绩,其中操守为首位,认为清廉的官员和忠臣、孝子、节烈是同等重要的由此看来,在古代对为官者要求把清廉放在首位,在做到清廉的前提下,再看政绩、能力和执政表现等方面,认为清廉是人生大纲四项之一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为官清廉、勤政爱民者,深表爱戴,对他们清廉拒贿、见利思义的动人事迹以各种形式加以颂扬,代代流传,教育着人们,感动着人们古代思想家主张廉洁,也讲正当的利益认为金钱,人之所欲也,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无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看来,只有不廉者的巧取豪夺,才是人们所痛斥的古代思想家除提出在用人上以廉洁为首以外,还提出在执政上以人为本《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巩固、安宁《荀子王制》中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由此看来,以民为本是为人君者之。